紅色代表熱情，也意味著忠勇。這恰恰也是科學探索所離不開的兩種精神。如果說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，那么，這背后隱藏的，一定還有百分之百的赤誠、熱情與堅持。
　　對于一大批中國科學家而言，紅色還飽含著他們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沉的愛。尤其是那些放棄國外的優(yōu)厚條件，毅然回國，甚至放棄本專業(yè)，根據(jù)國家需求從零學起的科學家們，他們用自己的一腔熱血抒寫了一個時代的傳奇。
　　無論過去還是現(xiàn)在，這一抹鮮艷的紅，都無比動人。
　　“玫瑰”李佩

　　1月17日，800多人在北京為99歲的李佩先生送行。這其中既有她的老朋友，也有“小”朋友，甚至還有因為看到李佩的報道自發(fā)前來的網(wǎng)友。
　　李佩先生被稱作“中科院最美的玫瑰”“中關村的明燈”“最后的貴族”。甚至有人說，她的離開，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終結……
　　1917年底，李佩在北京出生，她是家中長女，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。李家對子女管教很嚴，“因為教會學校管理嚴格”，他們便把女兒送進了教會學校。1936年，李佩從貝滿女中畢業(yè)，經(jīng)過一番抗爭，父母終于同意她上大學，但要求必須上女子文理學院。李佩不為所動，她當時考上了北京女子文理學院、燕京大學和北京大學，最后堅持選擇了北京大學，進入“最時髦”的經(jīng)濟系。
　　1956年10月，李佩與丈夫郭永懷攜帶女兒，沖破層層阻力舉家回到祖國，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了新中國的教育事業(yè)中。李佩的英文很好，回國后她一直從事英語教學工作，推動了新中國成立后自費留學的方式，把TOEFL的出題方式首次應用到國內。在高校英語教育人才普遍缺乏的情況下，李佩創(chuàng)辦了“應用語言學”專業(yè)研究生師資班，并親自擔任導師，為該學科在國內的正式建立做出了開拓性工作。81歲她開創(chuàng)了中關村大講堂；94歲時，她組織80歲以上的老人每周三開研討會。
　　生命中的最后一年，李佩一天中大多數(shù)時光坐在朝南房間的沙發(fā)里，聽助手李偉格給她念念報紙，去世三個月前，她還組織老朋友們到中科院力學所開會，討論當下的熱點問題。
　　和郭永懷一樣，李佩用自己的力量書寫著她豐富的人生。按照她的生前遺愿，二人合葬在中科院力學所。合葬墓碑上鐫刻著16個字：一對伉儷，兩種傳奇，懷瑾佩瑜，師表后繼。
　　“布衣”盧永根

　　3月14日下午，87歲高齡的中國科學院院士、作物遺傳學家盧永根帶著孱弱的病軀，在夫人徐雪賓教授的攙扶下走入中國建設銀行營業(yè)廳。在銀行柜臺前，盧永根堅持了一個半小時，將20筆存款約693萬元人民幣轉入華南農(nóng)業(yè)大學教育發(fā)展基金會的賬戶里。幾天后，他又前往中國工商銀行繼續(xù)將剩下的積蓄捐贈給華南農(nóng)業(yè)大學……盧永根夫婦將多年積蓄的800多萬元全部捐給了華南農(nóng)業(yè)大學，設立“盧永根·徐雪賓教育基金”，用于獎勵華南農(nóng)業(yè)大學農(nóng)學院品學兼優(yōu)的貧困本科生和研究生、忠誠于教學科研的教師等。
　　很多人不知道，盧永根慷慨捐贈的背后，是近乎苛刻的節(jié)約。他家里的擺設也非常簡單，破舊木沙發(fā)、老式電視，還有幾張椅子，用鐵絲綁了又綁……
　　盧永根本可以將財產(chǎn)留給唯一的女兒，但他說：“黨培養(yǎng)了我，將個人財產(chǎn)還給國家，是作最后的貢獻。”
　　也許，在有些人看來，盧永根的這次行為有些“犯傻”，但實際上，他這一生都在屢屢“犯傻”——1949年新中國成立，盧永根本可以選擇留在香港中產(chǎn)階級的家庭中，做富貴公子，而他卻選擇回到百廢待興、一河之隔的廣州，做一個普通的窮學生；多年以后，他跟隨中科院院士丁穎前往北京，本可留在條件較為優(yōu)越的中國農(nóng)科院，但他此后選擇回到華農(nóng)，做一名普通的教師；改革開放后，他前往美國等地探親，家人希望他留在條件優(yōu)渥的美國，不必歸國，但他依然選擇回到國內，繼續(xù)執(zhí)教；1987年，中國農(nóng)科院時任名譽院長金善寶向中央推薦他擔任下一任院長，盧永根依然選擇婉拒，堅守在華農(nóng)的三尺講臺上……
　　在人生的眾多關口，盧永根都選擇了和一般人看似截然不同的“傻”樣選擇。他拋棄了太多常人眼中的功名利祿，選擇了淡泊名利、潛心科研的“荊棘之路”。他選擇放棄常人眼中巨額的金錢，選擇了一生平淡簡樸的生活。
　　“笨人”吳文俊

　　5月7日，數(shù)學界巨擘、中科院院士、中國科學院數(shù)學與系統(tǒng)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吳文俊在京辭世，享年98歲。
　　吳文俊1919年5月12日出生于上海。1940年畢業(yè)于上海交通大學，1946年到中研院數(shù)學所工作。1947年赴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留學，1949年獲得法國國家博士學位，隨后在法國國家科學中心任研究員。新中國成立后，他于1951年回國，投身于我國科研事業(yè)。
　　回國后的吳文俊更是一腔熱血，刻苦攻關。37歲時，他憑借在拓撲學上的杰出成就，與華羅庚、錢學森一起獲得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；38歲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；上世紀70年代開始攀登數(shù)學機械化的高峰；世紀之交，捧得首屆國家最高科技獎……
　　盡管在數(shù)學領域取得巨大成就，吳文俊卻仍然自認是一個“笨人”，他說數(shù)學是笨人學的，“我是很笨的，腦筋‘不靈’”。說起自己的成功經(jīng)驗，他首先想到的是，“作研究不要自以為聰明，總是想些怪招，要實事求是，踏踏實實。功夫不到，哪里會有什么靈感？”
　　正因為自認是“笨人”，所以吳文俊的勤奮非常驚人。上世紀70年代，為了解決幾何定理機器證明和數(shù)學機械化問題，他從頭學習計算機語言，親自在袖珍計算器和臺式計算機上編制計算程序。那時，他的工作日程是這樣的，清早來到機房外等候開門，進入機房后就八九個小時不間斷工作，下午五點鐘吃飯，并利用這個時間抓緊整理分析計算結果，傍晚七點鐘又回到機房工作，午夜時分回家。如此周而復始，他忙得竟忘了自己的60歲生日。
　　“苦行僧”南仁東

　　9月15日，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、總工程師南仁東因病逝世，享年72歲。
　　在探尋星空奧秘的路上，南仁東24年如一日，在貴州的崇山峻嶺間負任蒙勞，為“中國天眼”嘔心瀝血，燃燒到生命最后一瞬。
　　在“天眼”選址、論證、立項、建設的過程中，每一步都凝聚著南仁東無數(shù)的心血——為了選址，他走遍西南近百個窩凼，有一次，下窩凼時遭遇瓢潑大雨，眼看山洪就要沖下來了，他趕緊往嘴里塞了救心丸，連滾帶爬地回到埡口，全身都濕透了；還有一次，他差點掉下懸崖，所幸被兩棵小樹擋住；臺址勘察期間，為了更清晰地了解現(xiàn)場，掌握第一手資料，制定正確的危巖治理方案，年已六旬的他在沒有路的大山里攀爬，遇到陡峭山頂，大家勸他在山下等結果，他卻堅持要一起上去；2014年，“天眼”反射面單元即將吊裝，他全然不顧自己年已69歲，堅持第一個做“小飛人”載人試驗……
　　有一次，南仁東回到老家，他津津有味地吃著豐盛的家宴，感慨說：“好久沒吃過這么好吃的，太羨慕你們了，我就是個苦行僧。”
　　弟弟心疼地問：“哥，你又不缺錢，天天在大山里奔波吃苦，值嗎？”他放下筷子，連聲說：“值……值……值……”
　　“苦行僧”南仁東的心血沒有白流。10月10日，中科院國家天文臺發(fā)布了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（FAST）取得的首批成果，F(xiàn)AST望遠鏡探測到數(shù)十個優(yōu)質脈沖星候選體。十九大報告中，“天眼”與“蛟龍”“墨子”“悟空”等科技成果一起，共同被列為創(chuàng)新驅動發(fā)展戰(zhàn)略的豐碩成果。11月17日，南仁東被追授“時代楷模”榮譽稱號。
（原載于《中國科學報》 2017年12月29日 02版）